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2节（5 / 8）

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的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一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的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了几日，皇帝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呢？

原来，在编辑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的一手。然而任何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阳”的一手是绝对不够的。皇帝修此大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的“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么样。他需要一个通盘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的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制造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杀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击一猛掌，使这些颟顸的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的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贯》的作者王锡侯这一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了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几个钱，却惹来杀身大祸。

皇帝的话永远是正确的，虽然他的下一句话比上一句话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以“文字忌讳”罪“村野之人”，却没有遇到丝毫抵抗，那些已经被他驯服成绕指柔的官僚体系雷厉风行地执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大开宏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未及十六岁之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锡侯的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统计算在内，不过六十几两银子。王氏被押上刑场之时，“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全家痛哭震天，见者无不掉泪。一个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就这样被彻底碾碎了。

比王锡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成。虽然他在禁书运动中首当其冲，成绩一度居全国之首，却因为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责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全面抹杀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绩。在短短两个月间，海成先是被“传旨严行申斥”，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为斩决。皇帝这才觉得火力够了，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也受到牵连，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

冤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冤枉，这起大案才震动全国，令全国官员战栗。皇帝几乎是蓄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的奴才们，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皇帝并不讳言他拿海成开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皇帝在上谕中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清高宗实录》）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